乐琳问柴珏道：“所以，你又是为何不出席编审会议？”
“你是什么原因不去，我也便是什么原因不去。”柴珏狡黠地笑道。
乐琳托腮苦笑道：“要是让文少保知道你是装病的，他必定又要说什么‘近墨者黑’之类的话。”
柴珏翻看着账本，毫不在乎道：“管他呢，前些天编辑部像修罗场一般，真是傻子才会去。”
“这么恶劣？”
乐琳有些难以置信。
从前，她在历史书里读到的，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名留青史的政治家，都是经天纬地之才，堪称一朝英杰，却因政见不合，严格来说，是为了新法的废存，成为一生的政敌。司马光也是和王安石针锋相对了大半辈子——凡是新法提倡的，他都要反对；凡是王安石要做的，他都要否定。甚至，后人还曾戏谑说，司马光连死，都要在王安石去世后才肯合眼。
只是，这些都仅限于朝堂的事情上。
正如柴珏所判断的，历史上的这两人，都是高风亮节之人。
私底下，这才华横溢的两人，都曾在包拯手下为官，曾经“游处相好之日久”、“平生相善”，亦曾相互倾慕。
在司马光《与王介甫书》一文里，这样写道：“孔子曰，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光不材，不足以辱介甫为友；然自接待以来，十有余年，屡尝同僚，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。”
二人在朝堂里寸步不让，但当司马光的好友吕诲曾想要弹劾王安石之时，司马光却非常不理解，对吕诲加以劝阻之后，回到学士院默坐终日，也还是想不出王安石有何“不善之迹”。
宋神宗时期，王安石如日中天，却从不曾对司马光伺机报复或者恶意中伤。
待到司马光六十六岁被召回京城，出任宰相之时，他虽然大刀阔斧地起用保守派，废除新法，但即便再其所著的《资治通鉴》里，还是对当时社会对王安石的偏颇之言给予了斧正。
小人同和不和，君子和而不同。
这二人，自始至终都是君子与君子之间的较量。
故而，乐琳对柴珏的形容感到十分不解：“他们都是读圣贤书的君子，总不至于打起来吧？”